「老天爺選了你做這件事情。」電影監製 李耀華

不去想要討好誰

2000年從美國回來，向家人爭取後，伯父李行幫我安排進春暉電影公司擔任副總特助，從採購、發行、票房踏入電影圈。2003年開始做製作。當時一群朋友拿自己的錢出來，拍了《十七歲的天空》，當時經過計算，覺得不會大賠，所以整個過程大家都沒什麼負擔，一群不會的人在玩，充滿各種可能性，劇組不到三十個人，上下齊心共同完成一件事。第一部電影最深刻。和陳映蓉導演合作的經驗都很好，後來2011又拍了《騷人》，相同的是預算一樣很少，不同的是各部門的人技術都成熟了，但心還是一樣的，不去想票房，不去想要討好誰。

電影《Lucy》劇照。

我製片方式的轉捩點是《Lucy》，讓我見識到完全不同的製片方式。在此之前，從沒有一部片這麼密集地在一段短時間內完成。在台灣僅拍攝十天，但籌備了三個多月，連畫面外細節都講究，小到每部車停在什麼位置、每天的餐點內容、甚至坐在什麼地方吃。因此拍攝現場完全不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。

民歌紀錄片《四十年》海報。

最近剛完成民歌紀錄片《四十年》，這是我的第二部紀錄片。雖然在做完第一部紀錄片之後我已經發過誓不再接記錄片，因為拍攝時間拉得非常長，資源也沒那麼多。但因為民歌從小聽到大，所以邀約一來很快就答應了。從1975到2015，不但是民歌，也是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大的四十年，我和侯季然導演都是四十初頭歲的人，這等於是我們成長的共同記憶，對於能夠在有生之年參與台灣階段性的紀錄，覺得很幸運。

就跟吸毒一樣，上了癮就戒不掉的

電影是我的全部。沒拍電影的時候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看電影，若沒有電影還真不知道要幹嘛。很多人說做這行很酷，很自由，但我其實也可以說它很不自由，因為這輩子除了電影就沒事做了，好像老天爺選了你做這件事情，而且當這個行業不好的時候，你還是跟他在一起。

我算是有點孤僻的人吧，從小電影都一個人看，從來不呼朋引伴。爸爸以前在國外唸書，媽媽在航空公司上班，全家都經常旅行，可能受到影響，我不喜歡侷限在一個空間裡面，但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出國，於是電影就成了我的一個出口，可以隨時跨越時間和空間，看見不同的人生。

做電影十三年，至今參與二十多部電影，大大小小，每部做完都有不同的成長。記得第一次賠投資人的錢，很傷心，很消沈。我媽很緊張，覺得我年輕不小了，該怎麼辦。她就跟她從小長大的好友香港導演楊凡說這件事，他只回她「你放心吧，傷心了兩天，他又會回來的。」真的，就跟吸毒一樣，上了癮就戒不掉的。經過那次挫折後，也不是都一帆風順，只是你知道，再怎麼不順利，你都不可能離開電影這件事情。想放棄？下個問題就會想，那要去哪裡？沒有答案，好煩啊，來看個電影吧。

拍電影和爬山有點像，都有點自虐趣味

 電影《德布西森林》劇照。

2011年《騷人》的最後結局是在嘉明湖拍的，第一次上山，感覺滿好的，我沒想過我會喜歡爬山。去年拍《德布西森林》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山裡取景，認識了一些爬山的朋友，拍完後就跟著去爬山。去年七月爬了富士山，今年一月爬了尼泊爾喜馬拉雅山系的Annapurna，連走八天，起床就走，到了就睡。爬山是一個很個人的活動，當你走路時，你不會和任何人聊天，你只會和環境在一起，和自己在一起。爬山的人彼此都不認識，但每天相處在一起，睡前大家沒有負擔地聊天，感覺很團結。有時連走十幾個小時，一次就下降一千多公尺，從雪、冰河、樹林到石子路，爬山就是在挑戰自己的意志力，這件事和拍電影有點像，都有點自虐趣味。

導演、美術、攝影、造型都是創意部門，而製片就是做雜事。每天坐在現場就是在等問題，沒人找你最好，一有人來叫你就是要解決問題了，但我不會害怕碰到這種事情。我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製片，因為我不是很喜歡與別人來往，但我知道自己這方面的缺點，所以會搭配適合社交的製片；而我可能是一個不錯的製片，因為我性格穩定，如果遇到困難，到了我這裡，都可以儘量去排解，我沒有什麼自己的情緒。

希望伍迪艾倫來台灣

要把製片做好，我還有很多功課。有些片子我真的很想拍，但它可能沒有那麼好的數字回饋，而我又是一個會希望向投資者負責的製片，在這上面我可能需要把自己的喜好往後退一些，變得更客觀一些，想一個方法為創作、投資和市場之間找一個平衡。

其實跟盧貝松合作完，我的心願已經完成一半，另一半是伍迪艾倫。台灣拍現代化城市會輸掉，但可以拍小地方的人情。台灣是中華文化背景下時空停留的地方，很穿越的感覺。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種，善良、不懷疑、嘴巴壞、但別人對你好一點就馬上掏心掏肺，碰到外國人最熱情。而伍迪艾倫的電影就是在講人。他不是都在世界各城市巡迴拍片嗎？非常希望他能來台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