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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可憐的東西》:不只挑釁具有偏見的人們,就連被搶走代言權的神,也是這部片要挑釁的對象
by 出前一廷-更新
Photo / 二十世紀影業
只要你實際看過《可憐的東西》,便會知道這部電影能獲得2024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、導演、改編劇本、女主角、男配角、攝影、剪輯、配樂、藝術指導、服裝設計、化妝等11項入圍,絕對是件實至名歸的事。
基本上,《可憐的東西》不只在劇情上相當有趣,就連許多細節部分也令人目眩神迷。像是對視覺風格較為講究的觀眾來說,本片的服裝與場景等設計,確實足以令人留下深刻印象,甚至還會心生一股矛盾之情,在認為這部電影確實屬於大銀幕之餘,卻也希望能趕快透過串流或家用影音形式再多看幾次《可憐的東西》,才能在不少場景裡按下暫停,好好研究那些設計上的細節。
此外,就連在攝影方面,《可憐的東西》也足以令任何觀眾都察覺到其獨特之處。除了黑白與彩色畫面的切分,和電影情節的發展具有明顯關係以外,就連魚眼鏡頭的使用方式,也在讓畫面更具特色之餘,也透過扭曲的視覺角度,暗示出主角當下的處境,以及她是被怎樣看待的方式。
至於在話題中心的演員方面,艾瑪.史東的表現確實出色有趣,由於精準掌握了那種難以預測與規範的童稚特質,所以也讓那些大膽裸露的性愛戲碼,彰顯出更為強烈的衝突特質,讓人只要在稍加思考以後,便會忍不住隱約感到不安,同時思考起靈魂與肉體之間的複雜連結,對於她在劇情不同部分所展現出的清晰層次,留下深刻無比的印象。
但精采的不只是艾瑪.史東。像是威廉.達佛,也再度展現出他那精湛無比的演技,並在特殊化妝的輔助之下,使他的演出也因此更具說服力。至於馬克.盧法洛這邊,則是打破了他通常給人那種溫文儒雅的老好人形象,集合自戀、狡詐、好色與窩囊等衝突形象的表現,確實足以令人暫時遺忘他在別部電影中的典型模樣。
不過其中最重要的,當然還是得回歸到《可憐的東西》情節本身。
從劇情來看,我們可以輕易發現,改編自同名小說的《可憐的東西》,具有鮮明的《科學怪人》(Frankenstein; or, The Modern Prometheus)影子,但這則故事除了把重點從原本的科學家,轉移到死而復生的被創造者身上以外,同時還藉由性別的更動,來讓本片呈現出許多性別方面的有趣安排。
就這部份而言,《可憐的東西》藉由19世紀的背景,使性別議題的元素被加以放大,透過類似性解放,還有向外探索世界,同時也往內探尋自我等諸多情節,使本片的女性主義元素,因此在許多地方都透過主角擁有成人的身體,搭配上嬰兒的大腦這種設定,展現出鮮明的諷刺感,以直接了當的方式,點出許多所謂的道德規範或性別觀點,其實都是在社會文化的形成中,這才陸續加諸在眾人之上,其實與人類的本性,未必真有那麼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不過,如果要說到《可憐的東西》真正最叛逆與挑釁的部份,其實不僅是在女性主義部分,而是在於這部電影甚至把這些內容,以極為巧妙的方式,與神學這類宗教元素給連結在一起的作法。
當然,由於《可憐的東西》畢竟擁有《科學怪人》這樣的原形,所以從創造者與被造物之間的關係來看,會把這類主題結合到其中,也原本就不是讓人太過意外的事。
從這個角度切入,我們會發現艾瑪.史東的角色,由於同時擁有母親的身體與孩子的大腦,再加上她承繼威廉.達佛的醫學知識與技術,使她幾乎可以被視為「三位一體」的存在。就連死後復活,甚至是以身體作為獻禮,讓她更加了解世界,乃至於為某些人帶來撫慰,還有最後幾乎可以被視為「牧羊人」的等等設計,也全都可以與一些知名的宗教故事及元素相互連結。
其中更為挑釁的是,《可憐的東西》甚至還透過對威廉.達佛這個「上帝」角色的描述,提出了神之所以造人,有可能只是為了要拯救自己,又或者了解自己為何存在的一種手段。再加上他與艾瑪.史東間的關係,同時還具有明顯的傳承性質,也讓女性主義與神學元素的相互作用,因而更被加以放大,以極為微妙的方式,展現出其中暗藏的黑色幽默,還有敢於挑釁的膽量所在。
當然啦,要是我們把威廉.達佛的兩次實驗,也就是艾瑪.史東與瑪格麗特.庫利(Margaret Qualley)的角色並列來看,也可以從他在第二次實驗時,選擇把瑪格麗特.庫利的情感拿掉,好讓她比較容易受到控制的作法,看出隱藏在其中的性別宰制問題,甚至還可以另外從創造者與被造物這樣的角度,直接聯想到現在科技針對AI技術所刻意設下的限制,進而使《可憐的東西》在這方面的情節,也具有更多元的聯想空間。
不只挑釁具有偏見的人們,就連被搶走代言權的神,也是這部電影所要挑釁與開玩笑的對象。究竟,哪些人或哪些事物,才是「可憐的東西」呢?這正是你在看完這部電影時,所忍不住會思索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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