鍾孟宏，荒謬是生命的原態

採訪撰文／林侑青  攝影／詹朝智

剛洗完三溫暖的運毒人納豆，站在路邊攔計程車要去南部，開著輛破車的老許攔腰殺出，「小老闆，九千零七十塊錢，我就收你九千五算了。交個朋友啦。」這兩個看起來帶賽又衰小的一老一少，就這樣一個香港腔，一個台語掛，溝通不良地踏上超展開公路之旅。

我們賴以為生的信任

「其實我這故事在《失魂》之前就想玩很久了，」穿著招牌花襯衫的鍾孟宏說，「最早是看到一個新聞報導，一個小黃司機載著一個男生繞了基本上整個台灣一圈，25個小時，我就對這個題材很有興趣。我早就說過這部要讓納豆當一號男主角，寫老許的時候，就知道非許冠文莫屬，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人。」

74歲的許冠文大哥是香港喜劇泰斗，第一次來台拍片。沒料到電影一開拍，嚇得鍾孟宏冷汗直流，「第一是他國語不好，加上他以前拍戲，不像我每個角度一鏡到底，很多時候也沒有同步收音。」敬業的許大哥硬著頭皮死記活背，一週後，活脫脫跳出個在台灣住了三十年的落魄港仔「老許」。

小黃內的納豆和老許素昧平生，彼此仍懷抱善意與信任；黑頭車內的黑道大哥，卻因小弟一句「一路順風」心生猜疑。這個對比正是鍾孟宏想呈現的核心，「這幾年台灣政治社會的紛擾，很常會分你是外省人、你是本省人，去區分你是不是從外地來的。語言隔閡跟生活型態的差異，多少會有一點衝突，但兩個人生活在一個土地裡面，有沒有辦法做到一點最簡單的包容，或是簡單的諒解，或者彼此給對方一個距離，我覺得台灣就是缺少這個東西。人的猜忌、不信任，最終都是毀滅而已。」

克制的冰山 

或許是理工背景的關係，鍾孟宏的電影總帶著一種冷靜的節制，沒有冗長的對話，沒有凌亂的敘事，也沒有浮誇的煽情。他只給你看冰山浮在海上的那一角，底下的體積留給你自己想像解讀，「電影有些東西當然要交代得很清楚，留一些線索給觀眾，但有些東西你有講就不要演，有演就不要講。」

「大學時我去阮義忠的工作室學攝影，他每次看到我的照片就一直搖頭，主要是他覺得我攝影沒有主題性，沒有報導、人文。但人文是一個很含糊的東西，什麼是人文？喝個咖啡是人文嗎？穿白 T-shirt 是人文嗎？影像就是很客觀的東西，它不會告訴你有什麼特別意義，我很忌諱影片裡面很直接去告訴你這個故事就是怎麼樣怎麼樣。」

他的電影從不隨便「亂踩上一個XX的位置」，卑微人物再怎麼被噩運玩弄，也只能像馮內果說的「so it goes」，就是這樣，還能怎樣。他擅長將黑暗面以荒謬包裹，往現實的牆上砸得人哭笑不得。《停車》裡陳莫急著借廁所，洗手台裡卻大喇喇有顆杏眼圓睜的魚頭；《第四張畫》裡面臨繼父家暴威脅的小翔，一臉純真地坐在土地公廟「二十四孝」馬賽克壁磚前；《失魂》裡阿川一臉漠然坐在床上，床底下是姊姊的屍體，睜大眼睛靜靜滑下淚水；《一路順風》裡納豆和老許被五花大綁塞進賓士後車廂，在漆黑中帶來光明的是一只黃色小鴨夜燈。

充滿嚴肅真誠的戲謔，淋漓飽滿又精準絕美的畫面感，成了鍾氏電影獨特的氛圍。他特別喜愛美國黑色幽默大師馮內果，工作室的茶几上還攤著不曉得讀了第幾回的《第五號屠宰場》。「笑和淚，都可以用來回應沮喪挫折與筋疲力盡。不過我自己偏好選笑，因為清理善後簡單多了，」馮內果如是開示。
 

燒不盡的焦慮   

第二部劇情長片《第四張畫》便獲得金馬最佳導演的鍾孟宏，其實直到四十多歲才毅然決然投入電影，「你有沒有那種朋友每天都跟你講要做什麼事，結果他一事無成，有一天你發現你變成這種人？」

「我在屏東念國中，父母都是種田人，考上師大附中他們蠻高興。我高中想唸電影，我爸一直跟我講，『你考得那麼好，去唸文化影劇，要叫校長迎接你是不是？』我聽老人家的話，去了交大，唸完發現還是想做電影。跟家裡鬧翻，欠了一堆錢，出國唸書回來，遇到台灣電影最黑暗的谷底。我轉拍廣告，每天穿得好好的去開會，每個人都問，『欸鍾導，你電影什麼時候要拍？』2002年決定成立公司拍電影，也算是一種宣告，告訴自己，我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我說想拍電影這件事。」

如願走上電影路，但也「沒有很開心」，創作者的焦慮是燒不盡的業火，非得痛並快樂地承受。「我每天晚上大概一點到兩點會離開辦公室，那段時間會很焦慮，繞著社區散步半個小時一個小時，把它排解掉再回家。你當然會很焦慮，因為坦白講題材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，有很特別的故事，但可能寫不出來。想到要見投資人談那些東西，非常非常煩。拍電影很開心、剪接也很開心，就是發想跟最尾端的時候最痛苦，找錢也很痛苦。人生是很焦慮的。」

只是，大概也找不到更幸福的歸宿了。就算人生難免路賤不平，so it goes，順風，逆風，向南或靠北，活該在各自的路上往未知的終點奔去。儘管荒謬無常才是人生的原態，按照意志前行吧，還是能找到讓你微笑的東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