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天余 把有感受的故事說出來

採訪撰文／潘采萱  攝影／詹朝智

覺得很有趣，有人說故事給我聽

「我從小就超喜歡看書。」因為個性內向的關係，不像其他小朋友，傅天余不愛往外跑，她埋首書中的世界，發現那比真實的世界更有趣。她也寫得一手好作文，總是代表參加全年級、全校、全台中市的作文比賽，而她也總能不負眾望地抱回第一名。

唸台中女中時，順理成章地加入了校刊社。她回憶當時學校旁邊有間二輪片，大家買著學生便宜月票，每週六穿著制服，互揪看電影；住家旁邊的錄影帶出租店，也能三不五時見到傅天余的身影，從港劇、娛樂片到藝術電影，她無所不看。後來唸大學時，也成了電影社社長。

她的閱讀習慣至今從沒間斷過，從八卦週刊、報紙到小說，就算工作再忙，身上只要沒帶著書就覺得少了些什麼。她始終關注出版動態，看又出了什麼新書，笑說自己的博客來下次購買清單永遠很長。唸政大日文時，還因為喜歡村上春樹，自己成立了日本文學社，帶著大家用原文讀村上春樹。「朋友每次說我是文青，其實我一直都不太能理解那意思，因為那對我而言都像呼吸般自然。覺得很有趣，有人說故事給我聽，告訴我很多我的世界之外的人，在過什麼樣的生活。」

電影《我的蛋男情人》劇照。

吳念真導演是我的恩師

而這一切的轉捩點，發生於大四的某天。傅天余在報紙副刊上看見一則小廣告，是吳念真導演開設的編劇班，她立馬跑去報名。在一個作家的家中客廳，每週一次，持續三個月，聽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「他開宗明義就說，當編劇沒有什麼好教的，創作其實沒有那麼難，沒有一定的理論，就是把你有感受的故事，找一個方法把它說出來。」傅天余說，吳念真導演影響了他一輩子對於創作的觀念。那份對人和對事的理解，是一種悲天憫人，創作者應該要和大家在同一個生活的地平線上去感受，而非高高在上的觀察，要看見事情背後的原因。「他是我的貴人、恩師。」

在那三個月間，從繳交的作業中，讓吳念真發現傅天余的潛力，鼓勵她朝寫作發展。也讓傅天余加入當時正準備開拍的《太平天國》劇組，以場記的身份跟在他身邊學習。同時擔心她沒有電影基礎，還安排她先進入當時已經在拍攝中的楊德昌劇組中學習。

這份美好的經驗，讓傅天余立定了一輩子的志向，決心先從唸一個正式的電影學位開始。在紐約大學的三年間，她住在曼哈頓，看了各式各樣的電影，認真生活著。畢業時，寫了一部小說和劇本，各投了時報文學獎和優良劇本電影獎，結果紛紛獲獎。回台灣後，一邊在吳念真導演工作室當編劇，一邊受邀為其他導演寫劇本，一邊當編劇，同時也寫小說。

電影《我的蛋男情人》劇照。

第一次當導演，失眠了好幾天

「有些導演把我的劇本拍的很爛！」自己嘔心瀝血的作品被毀了，難免讓創作者耿耿於懷，此時吳念真導演鼓勵她自己出來當導演。「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個性不太適合當導演，因為我有點害怕和陌生人說話，而且我研究所唸的是電影理論，不懂技術的東西，真的可以當導演嗎？吳導告訴我，導演不需要懂所有的技術，只要懂得劇本就可以了。」

後來傅天余成功申請到人生劇展，導了自己的第一部電視電影作品。「開拍前失眠了好幾天，想著到片場要下什麼指令？沙盤推演了好多東西。沒想到一到現場就順理成章動起來了。而且意外地發現，我非常喜歡當導演，能夠跟一群各領域專業的人一起將一個虛構的故事創造成影像，這種感覺好奇妙哦！」初試啼聲就入圍了金鐘五項大獎。

有些故事還是寫成小說就好

傅天余的故事發想，許多都來自新聞。她在紐約唸完書打包回台之際，看見了兩位台灣記者遭遇飛機失事的新聞，於是就將出差、搬家、包裏、墜機、死亡、外遇等元素，寫成了一個故事。而幾年前，英國有名嬰兒的出生被新聞大肆報導，因為他來自於一顆被冷凍了十三年的精子，傅天余因此靈感湧現，她想像冷凍卵子和女性之間心理狀況的連結，以及年紀對於女性在愛情中所產生的干擾，將它拍成了電影《我的蛋男情人》，探討當代女性所面臨的議題。

「電影這件事情，創作只是其中的一部份，當它要做為一個產品去面對大眾時，還有很多事情要考慮。」傅天余坦言，在多年前拍完第一部電影《帶我去遠方》之後，雖然入圍多項國內外影展，但她仍花了一些時間尋找接下來的狀態，「有些故事寫小說就好，不必在意多少人會看到，有些則清楚知道適合拍成電影，讓這個故事能夠被最多人看到，並從中找到感動。」因此她在沈寂多年後，才終於推出她的第二部電影作品《我的蛋男情人》，她直言這是她寫過最開心的一個劇本。

電影《帶我去遠方》劇照。

手邊已經累積許多寫好的故事的她，下一步計劃就是希望可以陸續將他們拍出來。同時，也期待能有更多純粹當編劇的機會，「好像當了導演之後，大家就不敢找你當編劇了，有點遺憾。」她苦笑著說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