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馬54| 音效師胡定一 讓聲音被看見

我的工作，若用短短一句話形容，就是「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」。小時候，我家住南京東路、建國北路一帶的眷村，村裡住了不少賃屋而居的電影從業人員，因此我常有機會接觸電影人，還曾當過小臨時演員。從那時起，充滿無窮魅力的電影世界已深深吸引我。退伍後，我原本打算一邊找工作賺點錢、一邊溫書考大學夜間部，有一天，哥哥告訴我，中影製片廠技術人員訓練班在招生，問我想不想去試試？我就這麼考進中影，開啟了屬於我自己的電影生涯。剛開始我們什麼都要學。那個年代用膠片拍電影，學習放片子成了第一門功課，接著才學本科──聲音的剪接、錄音、配音、音效等等。我的第一部作品，應該是1975年的《八百壯士》，擔任的職務為錄音助理，之後陸續參與了《梅花》、《筧橋英烈傳》、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等片的拍攝。

眼耳手並用

俗話說：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看個人。」訓練班教的只是入門基本功，技術性的東西必須靠自己不斷摸索、鑽研才會精進。師父或師兄帶著我做，我邊做邊學，幾乎每部戲都跟，一個月薪水1,800，工作至半夜三、四點是家常便飯，很辛苦，但也很有趣，熬不住的人紛紛轉行了。彼時的環境、制度和現在很不同，後製除了導演和我們，副導、場記、製片、廠務等都會參加，所有人聚集控制室一起看片、一起討論，連吃飯也一起，日久自然相互熟稔，像一家人似的。如果深夜才下班，還常約去忠誠路啤酒屋小酌。現在做後期一人一間房，與導演面對面的實際接觸並不多，各組同事間的交流溝通也變少，做完就散了。

早期，全台灣只有四組人做音效，其實滿搶手的；我與李行、丁善璽等大導演都曾共事，劉家昌導演後期的作品我差不多每一部都有參與。1980年代，國片產量漸漸下滑，港片興起，我們開始與香港團隊合作。基本上，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錄對白、加音效、配音樂、最後混音，其中又以混音的困難度最高──雙手同時操縱十幾軌，還要記牢哪個按鈕代表什麼。現在靠電腦操作容易多了。至於音效，在沒有電腦的時代需要全神貫注，否則必須從頭再來，十分費事。譬如在桌上放杯子，鏡頭可能只匆匆兩秒，若不留意一恍神就錯過了，要把底片抽出來重做、加回去，非常麻煩。所以，音效師最容易發現道具不連戲的穿幫鏡頭。

聆聽聲音裡的情緒

演員的表演如此精彩，假使聲音不到位，無疑破壞了整個畫面，更破壞了團隊的努力。動作快、反應好、記性好，隨時注意電影畫面的前後關連與變化，是幹這行的必備條件，此外聽覺要夠靈敏，才能分辨細微的差異。比方說，空杯子與裝了水的杯子，碰撞的聲音絕對不一樣，上樓梯的腳步聲與下樓梯也不一樣。音效師還要準備許多道具，我家裡大概留了軍鞋、馬靴、功夫鞋、釘鞋、雨鞋等二十多種鞋，配合演員的演出給予不同的腳步聲。更多的其他擬音道具則來自日常生活的觀察與發現──人家用眼睛「看世界」，我用耳朵「聽世界」。今年台北電影節，一位羅馬尼亞音效師問我，骨頭碎裂的聲音怎麼做？我告訴他，我用帶殼的龍眼乾。他聽了好高興，跑到迪化街買了一堆龍眼乾帶回國。又譬如，一塊簡單的保麗龍，施以不同力道即可模擬出許多聲音。

戲中的角色有喜怒哀樂，音效師必須跟隨演員的情緒全心投入方可擬真。《愛情萬歲》片尾、楊貴媚走大安森林公園那一幕，我只錄了兩次就OK，連她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她不是每一步都踩在水泥地，有時是泥土、草坪或石頭，有時鏡頭很近，有時拉遠鏡頭，就算畫面沒帶到也要注意。現在當然可以靠電腦分段錄，但情緒會中斷，我還是習慣一次走完。我至目前為止共入圍四次金馬獎──《稻草人》、《香蕉天堂》、《青春無悔》、《痞子英雄》，雖然沒得過獎，但入圍這麼多次已是肯定。選擇你喜歡的工作，愛你所選擇的工作並堅持，我抱持這樣的心態面對，才能一做這麼多年，從來不覺的厭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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