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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淇，不受歸類的女神：「每個時代都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讓人遺憾和缺失的地方。」
by Ren-更新
Text 、 Photo / 中國嘉人
上海的陽光懶洋洋照進來，打亮了舒淇臉上的小雀斑。作為女明星中的異類，舒淇會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素顏和雀斑，也不沉浸於時尚雜誌對她完美無瑕的溢美之辭。她不懼怕暴露自己的白髮、談論自己的年齡。用流行的說法，舒淇對自我是悅納的。
然而「悅納」並不足以總結舒淇的狀態。早年在香港電影中，她幾乎替這座城市作傳；後來來到《非誠勿擾》中，舒淇又成為很多觀眾心中夢的代表；轉身為聶隱娘，她演出了刺客的極致孤獨。出道二十多年，舒淇的足跡在許多地方停留，然而她的身上卻意外地沒有附著地域的標籤、時代的印記，亦不受類型和歸類的限制。某種程度上，舒淇的人生和故事，也同聶隱娘一樣，一個人，沒有同類。
在疫情蔓延的半年時間裡，舒淇待在台灣的家中。朋友在山腳下買了一塊地，依山傍水，舒淇看了心生歡喜。「我就想，我不如去那裡種地好了。」
簡單恬靜的田園生活似乎並不符合舒淇給人的印象。畢竟，在坐不住的大半年的時間裡，她一口氣為將近三十位朋友過了生日。她興興頭頭籌備派對，絞盡腦汁設計驚喜。臨行時，她終於對這件事感到厭煩了。「我今年過的生日，比過去二十年加起來過的都多。」
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，她奔波在兩岸三地，還有更遠的地方。19歲時，舒淇獨自一人跑到香港發展。這段故事，舒淇已經被問過太多次，然而她並不介意向我們再講述一次。「談戀愛，分手了，不想在那裡拖拖拉拉，剛好文雋他們過來找我，想說換個環境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就這麼簡單。」
在很多選擇上，舒淇都隨性而樂天。她曾在演戲忙到天翻地覆的時候，毅然決然給自己放了兩年大假，跑出去環遊世界。「那時候人家就問我，你不怕這兩年觀眾忘了你嗎？」舒淇回憶起這句追問，嘟嘟嘴又聳聳肩，「那怎麼辦呢，忘了就忘了。」就像做新人演員的時候，她也不焦慮紅不紅的問題，想著「大不了嫁人」。
後來再看，她趕上了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尾巴。剛剛二十歲，就捧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兩項大獎，繼而成名，與更多的大牌導演與演員合作。那是一段忙碌但開心的時光，雖然孤身一人，但也顧不上孤獨。
「沒有時間孤獨，我要拍戲，還要被逼著上粵語課，收工之後我還要去玩，很累的。」
香港的電視台午夜會放粵語黑白長片，晚上睡不著的時候，舒淇會打開電視，讓這些聲音陪伴自己。沒到三個月，她就能聽懂七八成。不出半年時間，她就能用粵語和別人吵架。「吵到最後人家常常說你等一下，你到底在講什麼？」
她形容自己那時候年紀小，講著一口不算標準的粵語，加上性格外放，因而在電影圈很受周圍人的歡迎。那是一段開心的時光，然而舒淇仍然難免感到迷茫。
「有時候是挺無助的，因為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演戲，但是已經一天到晚跟不同的大牌導演和演員在合作，其實是莫名有點空虛，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不是真實的。」
和成龍搭檔出演《玻璃樽》時，她已經來香港兩年，正處在一段格外辛苦的時間。一年大大小小的電影拍了十幾部，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，或者直接就睡在片場。
電影裡，舒淇有一場戲要在水下和海豚游泳。她不會游泳，穿著潛水衣剪成的連身泳衣，鼓足了勇氣下水。「因為我是一個新人，所以我必須得下去，如果不下去，我就沒有這個工作機會了。下水還要表現得很開心。其實那個時候會覺得有點像接近死亡的感覺。」
她在這部電影裡演漁村女孩阿布，懷著憧憬來到香港，角色多少有她自己的影子。電影裡有一句對白，「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。」看到這句話，一直有種莫名不安與空虛的舒淇，一下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。
如今回過頭看，這句簡單的座右銘，陪伴舒淇走過了兩岸三地的片場、面對了不同導演的挑戰，也陪伴舒淇走過了不同的時代和環境。就像她拍過的一枝花香水廣告那樣，不管人生高高低低，幾多起伏，總以最美的姿態，展現出傲人的勇氣。
她在《飛一般愛情小說》和《玻璃樽》裡都有水下畫面，如今她也早學會了游泳，「其實當你沒有那麼害怕的時候，這些事情就不是事情了，你還沒下水之前，你會覺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各種抗拒，但下了水就發現，原來也只是這樣子。」
2003年，她接受呂樂的邀請，來到雲南拍攝講述1970年代愛情故事的電影《美人草》。知青葉星雨經歷的時代和情感舒淇完全陌生，只有用書本和資料來補全。更具象的挑戰是語言和口音。「有時候發音標準了，戲就不對了。」拍攝《美人草》的時候，劇組裡有一個副導演，天天盯著她講台詞。「太難了，但是還好我一早到香港也有這種體會。」
從2001年到2015年，舒淇在15年間和侯孝賢導演合作了三次，在三部電影裡演了5個不同時代的“靈魂”。拍攝《刺客聶隱娘》，舒淇要在四川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拍打戲，5分鐘的打戲，拍完要休息20分鐘才能把氣喘勻。
「我對侯導說，太累了，這個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他就說，那你就要變成不是一般人。」
這部電影斷斷續續拍了兩年。每一次要回到劇組，舒淇都感到身心靈同步的痛苦。走出當時當刻的身體極限，看到成片時，舒淇又從心底感謝這個似乎有些「不近人情」的導演。「你做到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太厲害了，那種感覺，那種成就感真的不一樣。」
她還記得第一次和侯孝賢導演合作的情形。2001年，在戛納電影節的盧米埃大廳看完《千禧曼波》，舒淇回到酒店為之後的派對做準備。換衣服的時候，對著鏡子，她的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後來她對侯孝賢導演說，那是她第一次開始自覺到表演是怎麼回事，角色可以演到什麼程度。
「進入角色內在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很不想去碰觸。每次殺青的時候，我就想趕快逃走，比如說就不想參加殺青酒，想著可以盡快脫離這個角色，越早越好。 」
拍《刺客聶隱娘》時，侯孝賢仍然用膠片，成片後把膠片轉換成數字輸出。片場大家常常都在等，等風來、等雲來，等一切剛剛好。聶隱娘取大僚首級的那場戲，舒淇要爬到山頂，侯孝賢比她先到，連連招呼她，「快快快來。」這時候，兩頭驢就站在山野間，天空的雲也掛在樹上，一切正是剛剛好。
舒淇有時候慶幸，自己經歷過完全真實的環境、完全真實的時代。她還記得電影行業剛開始從膠片轉數碼的時候，她要對著一個網球做出瞳孔放大的表情。「那時候讓我們轉變，其實挺難的，因為我們原先都是跟實體碰撞，你被打一巴掌就有一巴掌的反應。」她覺得，雖然如今的新人演員早已習慣了在綠幕之前表演，卻也失去了許多與真實接觸的機會和自然觸發的感情。「每個時代都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讓人遺憾和缺失的地方。」
時代不一樣了，這是舒淇不斷對自己講的一句話，也是不斷對他人講的一句話。
2020年夏天，五年前錄節目結識的陳澤希參加《中國新說唱》。為了幫他打氣加油，舒淇唱了一段陳澤希自己寫的Rap，錄了一段VCR。觀眾驚訝於舒淇流暢的flow，更驚訝於舒淇的「長情」。一檔五年前的節目、一群各奔東西的少年，在這個信息繁雜而快速的年代，一直被舒淇記掛著。
「也算是共同經歷過一小段時間，現在看他們每個人都長大了。就好像是見證了他們的每一步，就覺得蠻開心的。」遇到困惑時，這些少年們會找他們的「淇哥」討教人生經驗。然而舒淇覺得，自己沒辦法給他們太多切實可循的建議。
「我覺得我那個年代的挫折和他們這個年代的挫折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我會和他們講，時代不一樣了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」
她切身感受到這種變化。如果說二十年前，身為演員只需要在電影的不同靈魂間沉浸，而如今，在綜藝的曝光、在社交網絡營業……不同的媒介和內容，標記著這個時代演員面對的不同要求。
「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不一樣，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跟人之間的互動，也影響著人跟人之間的感情交流。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配合，還是有很多人喜歡把自己收起來，只是在有好作品的時候演一下、競爭一下。所以我覺得都是看個人的選擇。」
而舒淇選擇了適應著這個時代，也隨著這個時代去變遷。
在綜藝風剛剛刮起、選秀還尚未蔚然成風之際，她就在《燃燒吧少年》裡成為了戰隊的團魂。但是去了一次之後，她不敢去了。「因為太傷心了。其實很多時候，大家都會說，友誼第一、比賽第二，但等有隊員被淘汰的時候，還是會覺得難受。對內心的消耗太大了。」合作15年的導演侯孝賢曾經說，舒淇對人非常真誠，十幾年不變，這也是他執意請她出演女俠聶隱娘的原因。
落地上海進行為期14天的隔離，她看起了《德云鬥笑社》，看相聲演員們抖包袱、「拐著彎講一些事兒」，原本是為了打發時間，但是看著看著，她有種身為演員的敬佩。「相聲演員站在台上表演，必須要把自己代入情境，是真的蠻厲害的。」
相聲是根植在北方文化基礎上的曲藝形式，但是舒淇並不覺得理解起來有困難。實際上，在很多時候，時代的印記、地域的標記，這些具象而具有限定性的標籤，在舒淇的身上都是模糊的。這種包容性一部分是漂泊的經歷賦予的，另一部分則要歸功於她內心的那個「女孩」。劉偉強曾經形容舒淇有種「世故的天真，較真的可愛」。這個居住在舒淇內心愛著粉色和Hello Kitty、天真又可愛的女孩，某種程度上幫助舒淇抵抗了世事的紛擾、時代的焦慮和人生的困頓。
舒淇寫著一個劇本已經十年，劇本的名字就叫「女孩」。《女孩》裡的女孩叫林麗慧，和舒淇的本名相似，原本就生長在她自己的成長和朋友的故事上。紀錄片《時代我》裡，舒淇對著鏡頭念了其中的一段：「在回教室的路上，女孩手上緊緊抓著麵包，像是怕麵包跑掉一樣，把它當成寶貝，讓麵包放在手心裡，捏著它，塑料袋的接縫處裡會跑出麵包的香氣，女孩聞著聞著，聞著就像已經把牠吃進肚子裡頭。」
劇本寫了大半，舒淇遞給她的朋友觀看，在朋友的意見下進行了修改。因為這次拍攝和分享，舒淇又把劇本拿出來。「看了看，又發現了太多缺點，就打算要重寫。我終於知道創作真的是痛苦的，因為在不斷推翻自己。」沒有拍攝的計劃，甚至也沒有確定會完成的信心，這個劇本似乎就是舒淇內心的一個念想：在慢慢豐滿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時，也在完善這個女孩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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