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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思樂，暗夜裡偷火種的人
by a 編-更新
採訪撰文／林侑青 攝影／Stanley Chiang 妝髮／Hecker 照片來源／趙思樂臉書 特別感謝／景美人權文化園區
2014年11月27日下午，趙思樂接到一通電話，說有個快遞要給她男人小樹簽收，卻打不通他的電話。她同樣聯繫不到他，心底泛起不祥的預感。她趕往租屋處，空無一人。撥了整夜電話，無人接聽。第二天，她到附近派出所報失蹤，員警看過結婚證後，在電腦系統裡輸入「柳建樹」之名，嚇了一聲，「人在第一看守所裡，肯定犯了什麼事。」
被捕者的妻子
他們在2012年相識交往，當時小樹27歲，趙思樂23歲，一個在NGO「傳知行」底下培育公共意識的「立人大學」機構服務，一個是香港媒體《陽光時務》的自由撰稿人。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讓他們走在一起，2013年他們決定領證結婚，因為「在中國一個人一旦被抓，只有家屬才能替他委託律師，以及到看守所寄存錢物。」2014年六月，結婚不到一年，「我們太過年輕，不知道如何與另一個人在婚姻中相處」，爭吵不斷的他們選擇分居，有時約會，但不常聯絡。
當時，中國對NGO的箝制日益緊縮，「立人大學」主動「自殺」解散，小樹被安排前往國外機構培訓避風頭；《陽光時務》礙於壓力停刊，趙思樂轉至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自媒體「女權之聲」工作，正準備起訴廣州公安廳，要求撤銷不經審判就可將性工作者關押的「收容教育制度」。人身風險和情感傷痛讓兩人備感壓力，「分居後，有時覺得自己像裝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水箱裡，聽到的聲音和看到的光影都很虛幻。」醫生診斷她有憂鬱症。
2014年九月，香港「雨傘運動」爆發。蝴蝶效應在中國發酵，幾個NGO工作者、海外民主運動者、異議知識份子陸續被「抓起來放」，等待將其與台灣「太陽花」、香港占中連結羅織罪狀。為了援救小樹，趙思樂辭去工作，請律師，找外媒，發文章，見外交官員，聯繫其他被捕者親友。12月，占中和平清場，被捕者獲釋。然而，高調救夫的趙思樂不被小樹父母諒解，認為她只想「自我炒作」，動員全家族勸說他們離婚。人救回來了，但也沒有了。
風聲鶴唳的2014結束之際，中國NGO組織幾無完卵，趙思樂彷彿也跟著夥伴們墜入一處毫無情義公理可攀附的地獄。「我失去了曾經志同道合的伴侶、曾經並肩作戰的行動夥伴，曾經信賴的前輩正在獄中，曾經投身的運動遭到重創，接連的打擊讓我的憂鬱症加重了許多。中國稍有政治理念或運動傾向的NGO，已被清理殆盡，無論高調或低調，激進抑或溫和，都在劫難逃，接下來NGO想要生存，只能不斷自我審查和剝離抗爭性，那麼，這是我想投身的工作嗎？」.jpg)
想成為怎樣的大人？
小時候，她想上電視當名嘴。她發現當個「資深媒體人」好像不賴，感覺很有 power。趙思樂的父母都是工程師，七歲時她轉到廣州讀小學。家裡風氣開明，她跟著姐姐看三毛《哭泣的駱駝》，也讀余華和莫言。天高皇帝遠的廣東社會氣氛相形自由，能24小時收到香港電視頻道。她成天黏著電視，「香港台連廣告都比較好看」，一直以為自己跟電視機裡的人活在同一個世界。九歲那年，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，她和父親逛街時遇見遊行隊伍，父親說「這在中國不常見」。她才隱約察覺自己和電視裡的香港人不一樣。
她進南京大學讀金融工程，沒忘小時的媒體夢，輔修「新聞寫作課程」。2011年，她大二，為了作業採訪南京「梧桐樹事件」，看見警察強行拖離靜坐抗議的民眾。這篇報導在微博上引來一位熱心網友教她「翻牆」，她驚覺自己對國家的理解有多麼空白。下半年她來到台灣做交換學生，獲得報導總統大選的機會，原來，台灣的紙是這麼自由。2012年回國後，她一頭栽進「烏坎村選舉事件」，因緣際會結識時任《陽光時務》主任的張潔平。她們合作的封面報導〈競選村長〉，獲得2012年香港「人權新聞獎」，那年她大四。
「我嚐過新聞自由的滋味，非常想抓住那種感受。後來才知道中國的新聞媒體不是這樣子的，它並沒有一條上升路徑讓你成為電視裡的那個人，你必須自我審查。在中國要考進一個主流媒體的話，第一道試題是列出九大常委的照片，要你寫出名字，我還真的寫不出來。」 她進入境外媒體當記者，她想書寫，想挖掘被掩藏的東西，「光明面已經有太多人從事，我覺得黑暗是更真實的。」房間裡的大象一旦被看見，現實推動著她走向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命運，她終究辜負了父母給她的名字「思樂」。
踏上征途的我們
2015年，她失去了婚姻，也失去了渴望投身的女權志業，四顧茫然。彼時《端傳媒》成立，總編張潔平邀請她撰寫中國人權問題。「我又重新成為記者，回頭採訪改變了我的命運的故事。逐漸了解自己為什麼遭遇不幸，對我而言似乎比任何抗憂鬱藥物的療效更好。」〈覆巢—中國權利NGO生死劫〉這篇報導，讓她再度獲得2016年「人權新聞獎」。
2017年11月，厚達20萬字的《她們的征途：直擊、迂迴與衝撞，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》在台灣出版，「這是一本『非虛構』的故事書，通過中國女性抗爭者笑、淚、痛、愛的成長故事，透視中國近30年來複雜跌宕的社會運動，如何興起，又如何落敗。這幾組抗爭者代表了中國五條民間運動路徑：異議知識份子運動、法制維權運動、公民社會建設、互聯網運動、草根行動。」
她寫中國第一位女博士艾曉明，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為性別平權、愛滋權益、農村弊案等社會運動留下紀錄。她曾跟著艾曉明到零下十幾度的甘肅大漠拍《夾溝邊記事》，看著62歲的教授站在雪坡上、在寒風裡未戴手套扛著器材拍攝。她寫寇延丁，一個被「下崗」（休無薪假）失去國有企業鐵飯碗的母親，為推動殘障美術家作品走上服務型NGO 之路。儘管自詡「溫和建設者」，2014年從台灣結束訪學行程、路過香港中環的她，竟無端被牽連關了128天。
她寫王荔蕻，從平凡的退休包租婆變身「推特黨」，從策劃聲援福建三網友案開始，在那個微博尚未興起的時代以推特聚眾快閃現場抗議，成為草根行動者指標。她寫貼滿爭議標籤如「妓女、炒作、性開放、肥、醜」的葉海燕，從天涯論壇網紅「流氓燕」跨足社運，一張她舉著「校長，開房找我，放過小學生！」海報的照片，掀起中國有史以來影響力最大的線上抗議行動。
她寫原姍姍、王峭嶺、李文足等「七○九案」被捕律師的妻子，她們的丈夫被闖入家門的警方強行帶走，理由不明，生死難卜。NGO團滅後國家將鷹爪轉向維權律師和行動者，這波大規模追捕波及數百人。她們從家庭主婦走上街頭，從天天哭到歡樂畫上口紅、舉著水桶拍視頻，以手機為武器傳播聲援活動。當然，她也誠實地寫了自己，寫下自己的命運如何與時代共振。
對趙思樂來說，她想透過這些採訪追尋的母題始終只有一個，「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，想知道自己身處怎樣的社會、與我一樣身處其中的人又如何自處，想解答自己心裡的一個疑問：我該怎麼辦。」她在獲得林昭紀念獎的得獎感言中，說自己不過是一個「想問問題的小孩」。.jpg)
燈光下的小偷
在她筆下，一個個女性抗爭者面孔鮮明，男性抗爭者如劉曉波等反倒成了配角；她寫她們卡在母親、女兒、妻子各種身分間的糾結，寫她們心底最幽微的恐懼，寫她們或沉默或笑容背後的盼望，「我覺得女性在運動當中是非常有韌性的，她們很慢熱，但是很有韌性，那個韌性會使得她們是運動的深度參與者，也是綿長的見證者。」
作為一個採訪者，她是長情的，陪受訪者吃飯、幫孩子找學校、長途跋涉陪探監；但把自己放在書寫者位置的時候，她得無情，壓抑所有故事帶來的痛苦，讓文字不偏不倚。出書後獲得的注目讓她「每一夜都想默默說聲抱歉」，她心裡有愧，「我不是什麼道德模範或英雄鬥士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，想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想要走自己的道路。我其實蠻認真在抵制這種自己是一個風光人物、被眾人認可的感受，我知道一回到國內，一切就會消失。」
「我很清楚自己受到的肯定和關注，都是用別人的自由和鮮血堆出來的。我是一個站在燈光下的『小偷』，我之所以能站在自由之地講故事，能被看見和讚賞，就是因為我並不是真正承受著那些苦難的人，我付出的遠沒有他們多，我不如他們勇敢，我比他們幸運……。」
要當人，拒當被壓迫的蟲
幸運嗎？如果能裝睡，當個乖乖進體制賺熱錢的九○後豈非輕鬆許多？趙思樂蹙眉，「你看得越來越多以後，當然也會有壓力，覺得很難受，憑什麼我要去面對這種傷痛，或者要去承擔。但我沒有辦法忍住不去看，或不去面對，要不然就會很虛偽。我最無法忍受自己的狀態是自欺欺人。採訪七○九家屬時她們帶我去認識疫苗家長，孩子被注射有問題的疫苗後癱瘓。或是孩子被送進一個月五千人民幣的幼兒園，遭到性侵，卻沒有人可以問責。你怎麼能相信一生中能夠避開這些事情，我不理解人真的可以憑著這種僥倖去生活嗎？」
趙思樂認為，中國九○後這一代最普遍的焦慮，還是以經濟獨立為主，「但中國的經濟取決於政黨的意志，並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闖出一片天，社會流動性非常非常差，台北不是經常說年輕人要不吃不喝工作多少年才買得起房？中國的『北上廣深』是500年。如果我的同齡人想要在這個泡沫裡面去玩這個遊戲，相信黨國會維護普通人的權利，我也理解他們的選擇，畢竟是多數人的想法。」
她最憂心的是和她一樣關心公民社會未來的同儕，尤其中國正走向所有運動路徑都被堵死的冰河期，「人類是一個很找打的物種，一定會有一定比例的人關心公共事務、關心社會，會思考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。我身邊這些人處於一個非常壓抑的狀態，一些以前做NGO的朋友各種被騷擾追殺，一些朋友正在牢中，或是去牢中的路上。你說我們這代有公共參與欲望的人前途是什麼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相對於中國，會覺得台灣的年輕人，或是社運工作者，憑什麼說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改變？其實我最渴望的讀者，是中國的年輕人，希望可以讓他們看到前輩的努力，從中去吸取教訓，思考我們將來要怎麼走。」
歸途？歸宿？
或許她終究是幸運的。2016年「七○九大追捕」發生時，她在四川採訪異議知識份子莫之許，他們躲在農村避難，在那半個月間成為戀人。他是劉曉波的好友，大她21歲。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，但是就碰上了，他能夠理解我的事業，能夠理解我的價值，在我需要的時候出現，甚至能夠照料我的生活。唯一不好的地方是，我們兩個都幹這個工作，所以我們很窮。」
寫《她們的征途》的時候，他們在海南島的小村莊閉關二個月。每天早上九點，趙思樂紮個高馬尾坐到書桌前，一路寫到晚上九點。莫之許搭公車去買菜，煮飯洗碗。這個看淡風浪的男人，成了這個九○後女孩闖蕩江湖的避風港，也讓她看見了一點盼望，「他和艾曉明給我一種啟發，覺得你是可以堅持自己的內心過一輩子的。只要夠努力去保持清醒，和不斷學習，人生是過得下去的。」
她才28歲。她說，小時候她最愛逛廉價服飾批發市場，好愛看《決戰時裝伸展台》《超級名模生死鬥》這類節目。她曾是短裙辣妹，會半夜溜出家門玩。如果不是國家太令人分心，她會不會變成彩妝師或時裝設計師呢？然而，命運把她帶到了這裡。賦予她一枝筆，派她在暗夜裡偷來火種；寒冬將至，如果可以，但願能用文字餵養一盆不滅的星火，照亮漫漫前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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