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會笑的女兒！鍾文音，最漫長的分手

採訪撰文／林侑青 攝影／Cheng Chen 妝髮／Veson 

以前媽媽常掛在嘴巴說的話是，有一天我早晚會被你氣死。沒想到，她晚年卻最常被我從死神中救起。母親受傷的是左腦和語言區，又傷及聲帶，導致右邊癱瘓，舌頭往內縮，捲進去變短，無法說話。我從來不知道母親有一天會失去說話的能力。以前我沉默，她說話，現在是她沉默，換我說話。以前我寫，你就是有辦法毀掉我的一天，因為你鋒利的語言。現在依然，你還是可以毀掉我的一天，因為你如此靜默無聲。從來不知道母親有一天會失去說話的能力。沉默的母親我如此陌生。

我好像不會笑了

我們母女在不同醫院輾轉流浪了八個月，因為一家醫院健保給付僅提供住院28天。照護媽媽這段時間，我變得神經質，夜晚起床好幾次去看她是否有呼吸，常下意識翻棉被檢查她尿床是否有濕疹，離開家裡就心神不寧一直看手機，一有風吹草動就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自責愧疚。

一邊是母親的尿袋，一邊是我要喝的咖啡，一邊是母親的便盆，一邊是我的便當。隨時在打字中，可能要快速抓起醫療用手套，幫突然拉肚子的母親清理。我一生沒當過家庭主婦，現在天天愛買，時時家樂福，尿布和護墊一箱箱一捆捆。母親逐漸變成女兒，我擦拭她的尿道、陰道。看著自己最初肉身吐出之處，輪迴實在令人畏懼。

媽媽生病之後這上千個日子，每天都可以找到痛苦的理由。在別人面前當然還是笑，那是本能，但我發現面對鏡子時，我不會笑了，不喜歡那個笑的樣子。好幾次去演講，我應該練習幾百次了，但講到媽媽還是會哽咽。米蘭昆德拉有一個小說，一個孩子父親過世，每天都要放布拉姆斯的音樂，放到第11遍後悲傷的布拉姆斯聽起來也變成巴拉圭的國歌。我年輕時也相信，但後來覺得小說家根本騙人。布拉姆斯還是布拉姆斯。或許我練習的不夠。難過是因為想到她以前為我做的那些事，懺悔以前太任性。但我很高興還有機會還她，如果她那時候昏迷走了，我反而無處可以述說，無法賠，也無法陪，反而不知道要把自己變成什麼樣子。

孤獨的送行者

她倒下前不久，曾跟我說，「如果我走了，妳會很痛苦。放心，媽媽做鬼也會保護妳。」我一直覺得她是要讓我學習，才留了那麼幾口氣。她已經失能失明失語，也慢慢失智，她失去了一切，但還沒有準備要失去我。我媽媽語言喪失前最後講的也是我的名字，看到任何人都叫鍾文音，親友說她是你最大的粉絲。她知道我以後會很孤獨吧，在給我一些力量。

我們小時候都跟父母在同一個屋簷，到了大學之後或者有人更早，就從此不在同一個屋簷下，好像仰望的天空也不一樣了。試圖被媽媽理解更加困難，會引起很大的爭執，所以選擇背對她，因為比較容易。理解本來就很難，誤解才是真相，可是在一起是因為愛跟信任。慢慢基於信任她會理解你，當然理解很有限，但是那個愛很大。

父親過世後，我一飛就遠離他鄉近20年，其實有點逃離生活，覺得上路那種無身分的過度狀態讓我著迷。現在我雙腳被感情的十字架釘住，從一個移動者，變成一個送行者。朋友笑我年輕時很像在很多港口旅行，搞不好犯了很多案，捅了情人幾刀後跑到其他城市。像莒哈絲寫的一直在找直布羅陀水手的女孩，找到了又不愛他了。我本來就覺得婚姻蠻束縛的，只是沒想到一轉眼世界也按下了熄燈號，這麼快。這一生感情都在為別人奉獻，後來就覺得不要再找感情了。太早上路的人心裡裝著世界，可是別人是個小池子，能對話的人也越來越少，很多朋友卻沒有私交。每個人都經歷過悲傷，每個人都有秘密的黑盒子，可是還是無助於你的練習，你得自己走過。母親在的地方就是家，我逐漸感到我已經無家了。和母親的記憶就是家，有形的家消失，無形的家卻無處不在了。

年輕時有安穩的工作機會我拒絕了，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喜歡到處亂晃。流浪造成經濟板塊的動盪是我這幾年最懊悔的事情，我不該把自己活成這樣，應該要可以更大器，更不用低聲下氣。如果當時有一個人提點我，反正你到哪都會寫作，我就不會害怕上班而選擇專職寫作。後來才發現這是不知死活，死在沙漠裡的駱駝，以為可以儲藏好幾日的水，綠洲就在那裡可是走不到，只好求別人施捨一點水。

我輩出手文學已經是荒原了，我沒有料到智慧型手機出現後，讀者的喪失這麼龐大。如果我出手的時代有智慧型手機，我可能不會選擇做職業作家。我很多讀者朋友不再相信文學了，這個年代作者比讀者多。年輕時以為文學藝術是我們的天，後來覺得那個東西在現實前很渺小。我2016是空白的，有一年大概沒辦法碰文字。其實心裡在懊悔，在討厭文學，把自己日子過那麼寒磣，都是文學害的，我幹嘛寫作，文學不如一顆止痛藥。但午夜夢迴孤獨感跑出來，漫漫長夜真的只有文學可以跟你對話。

以前信仰西方的寫到死，一直用西方藝術實踐我前半生。年輕時我追隨莒哈絲，仰望那種生命的能量，她像女王，而我比較像女僕。後來回到東方，曹雪芹是我的偶像，慢慢發現東方的小玉微潤可以永遠陪伴你。我很慶幸有一個東方的「底」，讓我能回到凋零、等待新生的空檔，不會空轉害怕，明白時間的腐朽凋敗很正常。走了這麼多年，成為九○年代作家的倖存者，就像顧城說的，那盞燈還亮著就已經很安慰了。現在是我人生最苦的時候，可是感激還有這個苦，不然我是活得很飄零的人，不知道還在哪個異鄉找旅館落腳，雖然很快樂，可是本質是倉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