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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樂大掃到你家！都市原住民婦女的翻轉人生：家事是專業，不是順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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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訪撰文／林侑青 攝影／Cheng Chen
25歲那一年，淑珍從汐止嫁到北投，像小時候幻想的愛情故事，她愛上了一個人，期望結婚生子攜手一生。孩子生了，她挑起養家賺錢的責任。幾年後離了婚，帶著兩個兒子，一個低收入戶、負債的單親媽媽，學歷高中畢業，40歲了能找怎樣的工作？
25歲那一年，莉萍在台北認識了來自同樣部落的他，當時愛到眼睛看不到旁邊。婚後，先生不准她出門賺錢，她只能在家接成衣車縫，一邊煮飯一邊車衣服，一邊照顧三個小孩。40好幾眼睛都做到飛蚊症了，她還能去哪裡？
如果職場是一道窄門，像淑珍和莉萍這樣年齡、教育背景的都市原住民媽媽們，感受到的往往是卡在門縫的滋味。「都市職業婦女」並不總是光鮮亮麗的想像，有一群媽媽在育兒和就業之間，面臨著更多難以為繼和無能為力。
門縫邊的都原媽媽們
在至善基金會負責「都市原住民」小組的社工田舒瑋，早先擔任原住民就業輔導員，她發現原住民的就業狀況很難穩定，「我們發現媒合進去工廠的媽媽或大哥很快就出來了，一個是對職場不熟悉沒辦法適應，一不小心工傷職涯就中斷了。婦女更因為孩子小，沒辦法長時間配合加班，尤其國小的孩子很容易有狀況，老師一打電話請媽媽到校，就得臨時請假，幾次之後老闆就會叫你休息不要來了。」
六○到八○年代，台灣從農業轉型為工業社會，都會區工作需求量增加，如遠洋漁業、礦工、建築工等，吸引大量原住民遷徙至都會區生活。其中阿美族佔絕大多數，其次是排灣族和泰雅族，以聚居在新北市（當時的台北縣）、桃園縣、台中市、高雄市為主。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年統計資料，台灣都會原住民族人口數佔原住民族總人口數 46.9%（約為26萬多人）。淑珍和莉萍的父母，也在這一波遷徙潮中，從花蓮來到汐止樟樹灣，以及中和定居。
當原住民族逐漸從原鄉出走，失去了土地使用主權，投入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金錢遊戲，多數移居都市的原住民，選擇從事高風險、高工時的勞動工作，如開貨車、工地臨時工、工廠作業員等，或身兼數職以維持開銷，孩子容易缺少穩定的陪伴，交互影響下也讓都市原住民婦女就業更形艱難。
三年前的12月底，淑珍被工廠資遣了，「我也不是說因為有單親、低收入戶什麼身分，就要特別照顧我，只求最基本的尊重，社會上大家都知道有小孩是什麼狀況，為什麼不能多體諒一些婦女育兒上遇到的難處？」
掃出空間求翻轉
低潮的淑珍，在區公所人員介紹下，第一次聽說了「快樂大掃」。舒瑋解釋，這是至善基金會2016年開始推動的計畫，「我們希望能承接住這些都原婦女，提供家事清潔培力計畫，讓她們開拓新的職涯方向。目標是提高婦女收入、經濟邁向自立，未來或許能組成合作社之類的婦女組織，或輔導她們創業當老闆。」
一開始，因為對家事清潔的刻板印象，根本沒有人想來。金勳是第一批加入「快樂大掃」的元老級媽媽，說出當時的顧慮，「我覺得原住民已經夠低微了，沒知識又沒有錢，再做這種工作不是讓別人更看不起？」隨著她拉著莉萍加入，第一代的大掃夥伴們從土法煉鋼一間掃過一間中累積實戰經驗；到2018年淑珍加入的時候，團隊還安排妙管家顧問公司的總經理張耿榕開課培訓。目前「快樂大掃」已有30位媽媽加入，能穩定接案的媽媽有20人。
家事是專業，不是順便
莉萍算是淑珍的師父，默契十足的兩人有時會一起接案。莉萍為「快樂大掃」的圍裙車縫上阿美族的紋飾。她們還買了黑色小行李箱，裝著培訓時期用上手的工具：從拖把、除塵撢、刮刀、菜瓜布、牙刷、毛髮小鉤子等一應俱全，抹布乾、濕不混用，還依據客廳、浴室、廚房不同區域分顏色。每回接案，她們就像特務出任務，無論是排水孔毛髮，地板卡的小汙垢，或桌腳旁灑落的奶粉細屑，都逃不過她們法眼，在時限內讓整個空間煥然一新地「很有感」。
莉萍笑說，「最有成就感喔？就是他家很髒的時候啊！刷很乾淨會很舒服喔，我很喜歡通排水管，髒東西一串出來，爽。」淑珍則最喜歡打掃浴室，「尤其是水龍頭，去的時候霧霧的，出來亮晶晶。」
基金會時常接到客戶來電誇獎媽媽們，不僅讓媽媽們翻轉對家事的印象，感受到被尊重「真的好爽」，也培養出她們對工作的專業自信及渴望進階的動力，像淑珍就很希望將來還能學到像收納、烹飪，甚至如何清洗洗衣機的技能。「居家清潔」不再僅是落在婦女頭上的「義務」，也不該只是「那邊順便幫我弄一下」的程度而已。淑珍笑著說也真是奇怪，「我們去外面做，人家都有給我們錢，那自己在家裡做得累死怎麼沒有人要給我錢？」
下一頁，快樂愛自己
對淑珍和莉萍來說，「快樂大掃」帶給她們的不僅是每個月穩定的收入，更是一條從父權走向賦權的路。在來到至善之前，淑珍做過服務生、百貨公司收銀員和糖果工廠作業員，「我就是必須出來賺錢養小孩，可以做什麼就做，有基本工資就好，就這樣一路走過來。回想起來我也很佩服自己，可以一天坐在那邊12個小時，也不能講話，就盯著牛奶糖從眼前一直過去。」
曾經，莉萍以丈夫為天，跟婆婆同住，三個小孩只能自己顧，因為先生會說「我媽是假的？」想出門工作卻得到「會賺錢囂張喔？」的言語，「我在那個家真的好像監獄，以前只是買菜超過時間，就被鎖在外面，在門口一直敲一直敲，娘家就在前面只隔一條橋，也不能回去。就是一直憋，我之前才生病。」現在，她學會不再事事隱忍，開始敢跟先生「回嘴」，「你現在是要家暴嗎？你再讓我生氣啊，你想讓我復發嗎？」
其實，和淑珍、莉萍一樣，舒瑋也是來自花蓮的阿美族「都市原住民二代」，只是較為年輕，社經背景不盡相同。有時，她會因為感受到客戶家和媽媽們之間的落差而悲傷，「為什麼會淪到這種地步？先生有意見就不能來上課，被家暴也不敢出聲，她們的資源太少了，地位真的很卑微。以前我會氣她們不為自己講話，我也只能不斷跟自己對話，理解她們的退縮。原來要帶一個人進入職場、到收入穩定又能照顧家庭，過程可以這麼辛苦。」
都過去了。生命已經輕輕翻了頁。莉萍說，「以前國小會被歧視，聽到有人講『番仔』我就衝過去了。」淑珍笑說，「國小真的都被當異類，但現在這個年代反而相反了，我小孩在學校多有優越感啊，很多人覺得認識原住民很光榮。」當「都原」再也不是需要害怕承認的身分，「女人」也不再需要事事服膺父權社會的期待。
淑珍和莉萍如今的心願很簡單，「過自己想過的生活。不要再逆來順受，不要再取悅男人。小孩子都大了，我們可以開始愛自己了。」人生走到一半，這些媽媽們終於能專心快樂了。
更多資訊：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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