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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「性的受傷經驗」，身為重要他人的我們可以如何「聆聽」？
by 勵馨基金會-更新
Text/勵馨基金會 台中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師 郭潔蓮 photo/網路
隨著社會對性別意識的重視，我們越來越能感受到對性別暴力議題的關注。人們逐漸開始打破對「性」的偏見，認識對於「性侵害」的迷思，慢慢鬆綁女性在「性」方面的束縛，也漸漸認知到男性同樣也可能遭遇性別暴力。這些觀念的轉變，有助於減少對受害者的單方面指責，並強調事件中加害者的責任。
#MeToo運動讓許多人終於能揭露過往在「性相關互動經驗」中遭受的創傷，這些經歷往往發生在「非預期的情況」下，讓人不知該「如何說」或「向誰說」。而在 #MeToo運動的帶動下，受害者能夠找到共同的聲音，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，整體社會也在這股風潮下，增進對性暴力議題的討論和理解。
揭露的掙扎，受害者面對的孤獨與風險
若社會氛圍鼓勵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經歷，就會有更多人願意嘗試打破沉默，揭露自己的故事或尋求正式的幫助。但當事人在「揭露與否」的掙扎中，常常會感到無助和茫然。他們面臨著是繼續孤獨「守住秘密」，還是冒著被懷疑、指責或評價的風險「說出真相」的困境。
這個決定對於他們而言，可能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，特別是當加害者與他們有緊密的社會關係（如家人、伴侶、朋友、上司或老師）時，考慮的層面會更加複雜。而數位時代下，許多受害者在決定是否要現身之前，會先透過網路搜尋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人的分享，或是在社群平台上交流，預想自己說出口後，身邊的「重要他人」會有什麼反應。
當性侵害議題逐漸受到關注與重視後，不乏文章與研究在談「重要他人」的回應，會「涉入」受害者的創傷經驗，影響後續的療癒歷程，所以「重要他人」應避免造成二度傷害；或是推廣「創傷知情」等概念，讓重要他人更理解當事人可能的狀態與反應，也凸顯出「重要他人」在當事人的療癒歷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聆聽「沈重」和「苦難」的經歷，往往不是我們所擅長的
然而，雖然訴說與揭露的氛圍開始被帶動，社會似乎也急切的希望這些受苦的聲音可以「被聽見」，想為受害者多做一點，但是我們真的準備好要「聆聽」了嗎？
即使觀念逐漸進步，但當性的受傷經驗透過網路媒體曝光後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網路酸民去脈絡化的回應，像是：「隔了這麼久才說，是想要錢吧...…」、「根本是想紅在蹭熱度！」
又或是「重要他人」陪當事人時，最初或許會感覺到與當事人相同的「無助」，而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對當事人說：「過了這麼久，你為什麼還沒辦法好起來？」、「你該往前進，好好正常生活吧！」等期待當事人可以趕快「恢復」、「振作」起來的話語。
我們常常陷入對世界美好的「幻想泡泡」中，若苦難沒有發生，美好的幻想便能持續存在。
在不鼓勵表達「負向情緒」、傾向「報喜不報憂」的社會文化中，負面情緒和狀態經常被視為需要解決的「問題」或「疾病」。我們總是想用最快的方式「治癒」它來「恢復健康」。若這些負向狀態持續一段時間，則更可能遭到如同「瘟神」般的排斥和迴避。尤其在我們感受到自己無法回應「苦難」時，很多時候也會感受到自己的「無能」。
人們害怕聆聽，很多時候可能是因為面對這樣的傷痛，讓他們不知所措，那是一種雖然知道對方還需要支持，卻已無計可施的挫敗感。
「承認」聆聽並不是件容易的事
「並不是說話的人必須『專注』，才能被聽到。聆聽的人必須『專注』，話語才會誕生。」鷲田清一《聆聽的力量》
試著想一想，當你在新聞上看到「性暴力」相關報導時，心中浮現的第一個想法或感受是什麼？是質疑、痛心、無助還是憤怒？
這些反應不僅反映了你的情感，也影響了你對事件的理解。無論是哪種反應，都是重要的。作為重要他人，我們與受害者生活在同樣的社會文化中，這些文化觀念對我們的影響無法避免。即使社會努力打破舊的思維，過去的觀念仍然可能在每個人(包括受害者)身上留下痕跡。
我們常常會受到性別污名的影響，對事件做出道德判斷，並思考這些經歷是否符合性侵害或性騷擾的「法律定義」。一旦我們承認這是一種「性侵害」，就不得不將加害者視為「法律違反者」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就會進入法律的語境，開始進行是非對錯的判斷。
甚至有時，我們可能像挫敗的照顧者般質問受害者：「怎麼不早點說？」或「怎麼不懂得保護自己？」如果加害者是我們熟識的人，我們更可能會陷入兩難，試圖淡化事件的嚴重性，想著「他應該不是故意的吧?」
調整對於「聆聽」的期待：不用期許一定幫上忙，更重要的是「減害」
很多時候，受害者可能花了幾天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準備好訴說自己的經歷，但當他們終於開口時，聆聽者卻需要迅速作出回應。
面對性侵害和性騷擾等議題，我們自身的情感也可能非常複雜，這種混亂感會影響我們的思考能力。
因此，重要的是「不要急著給出未經思考的回應」。我們不應該因為急於表現出自己的能力，或想成為拯救者而草率回應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困惑和挫敗感傳遞給受害者。我認為，這是聆聽過程中最重要的第一步。
給「重要他人」的聆聽技巧：
一. 聆聽前先看見：我們站在什麼「位置」
聆聽者需要注意自己情緒和想法的變化，這樣才能理解自己在什麼樣的脈絡下感受到這些情緒。
我們要思考，自己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聆聽。比如，當我們開始有「法律判斷」的想法時，可能是在扮演檢察官或法官的角色；如果我們責怪受害者為什麼不早點說，這可能反映了我們作為照顧者或保護者的挫敗感和羞愧感。當我們否認受害者的經歷時，可能是不願意相信傷害他們的那個人，是我們所熟悉甚至親近的人。
另外，如果我們試圖安慰受害者，告訴他們「時間能治癒一切」，其實可能是在迴避他們的「無助」和「無力」。面對他人的受傷，我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脆弱而想要逃避。認識這些情緒，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支持受害者。
二. 從理解出發：移動發話的位置，同時理解自己
辨認出自己「在什麼位置」聆聽後，我們如果意識到自己的反應可能會讓受害者感到受傷，那麼就需要調整我們的說話方式。
根據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，回到理解他們的期待和需求，然後再給予適當的回應。
例如，當我們感覺自己像檢察官在判斷證據時，就要卸下「法律」的邏輯；如果因為「未能及時提供保護而感到愧疚」，進而責怪受害者不懂得保護自己，那麼我們需要暫停自責。
三. 意識：每一段生命經歷都是獨特的
每位受害者對於自己的經歷和想要表達的意義都是獨特的，他們不一定希望進入司法程序，也不一定期待聆聽者去懲罰加害者。
有時，他們所需要的是面對「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」和「這個受傷的感覺是真實存在的」時，有重要的人陪著，同時也想知道這些經歷是否會影響到你們之間的關係。
在關係中支持，讓受害者感受安全與理解
或許作為重要他人的我們，會給自己施加過大的責任，但因為我們與受害者之間仍然存在著「關係」，即使在對話中不如預期，或無法立刻給出適當的回應，我們依然可以透過持續的溝通，傳達出對自己對他所經歷的一切，是「重視且關心」的。透過核對和澄清，我們能共同面對這個不容易的過程。
對於受害者來說，他們不僅希望「被幫忙」或「解決問題」，更多時候關心的是「我們的關係是否能繼續」。
因為他們常常因為社會和周圍人的看法而感到困惑，漸漸與周遭環境隔離。作為他們的重要他人，我們的任務是讓他們找到一個「關係上的家」，在這個安全的環境中，他們可以感受到理解和支持，並安心面對自己的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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