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｜拍立得時尚攝影 Paolo Roversi：攝影是煉金術，可以凝結時間

「我喜歡帶點神祕感的照片，不一口氣把話說完，不立刻自我揭露，而是帶著迷離奇幻的距離感。」

走進巴黎時尚博物館，回味由 Paolo Roversi 拍攝的一張張標誌性的經典面孔：山本耀司、Comme des Garçons、Galliano、Alaïa、Kate Moss、Naomi Campbell、Guinevere Van Seenus、Inès de la Fressange、Natalia Vodianova⋯⋯。這些傳奇人物全都曾經走進神祕的 Studio Luce——位於巴黎第14區寧靜鵝卵石街道上的低調建築。在這我們和 Paolo Roversi 一起回顧他的年少時光，以及與《Marie Claire》的緣分。

你在展覽中提到，與 Marie Claire 的首次合作對你來說非常重要，當你在1977年接到那通電話的當下簡直「雀躍不已」⋯⋯

當時，《Marie Claire》的老闆是傳奇人物 Claude Brouet，也是我最早合作的時尚雜誌之一。我在1973年到巴黎闖天下，幾乎沒什麼人脈。我為《Marie Claire》拍的第一個重要系列作品，正是使用20*25拍立得相機拍攝的。你知道，就是我的大幅面格式作品。我把照片帶到編輯部，他們問我印品在哪，我說這就是全部了，我沒用底片。他們把這些拍立得送去版廠，然後被退回來。我告訴他們，這就像一般的彩色印刷品啊。「試試看啊！」最後，照片被印出來了，從那時候起，我的拍立得作品就被報刊雜誌接受了，《Marie Claire》則是第一個願意這麼嘗試的雜誌。

你之後就從沒用過底片了嗎？

從那時起，我只用拍立得相機，而這也成為我的風格。那時候，攝影師通常用拍立得來先行「試拍」，接著再用底片機正式拍攝。拍立得可以用來測試光線、構圖和設定，雜誌通常不會收到這種格式的照片。但對我來說，當我看到我可以用它來拍到什麼程度時，這就是我的最終作品，而我再也不用底片了。拍立得拍到的，就是結果。它們像是銀版或天然彩色照片，是獨特的印品。我用拍立得拍了30年，長時間使用大幅面格式。我一開始是拍彩色，後來逐漸改黑白，最後我兩者都拍。

2008年拍立得停產了，你怎麼適應這個變化？數位化攝影加速了你的拍攝方式嗎？

我仍然會在數位攝影中使用長曝光。當我使用手電筒時，曝光時間必然會很長，因為它是在黑暗中進行的，雖然鏡頭完全打開，但因為在黑暗中，底片感應不到任何光。然後，只要我打開手電筒，照在拍攝主體的某一部分，那部分就會被印記下來。這是一種古老的攝影技術，非常簡單，叫做「光影塗鴉」，並不是我發明的，但我也許是第一個把它應用在時尚攝影上的人。我喜歡把攝影想像成「用光線在一張黑色的紙上作畫」。音樂是寫在白紙上的，繪畫也是在白色畫布上勾勒的，但攝影則是拿光在黑紙上留下印記。這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工作，相機內部是黑色的，暗房也是。黑暗對攝影來說很重要，因為光要在黑暗中才能表現自己。

「攝影像一種煉金術，可以凝結時間，創造出影像，像一種幻術。」

的確，你的攝影作品有一種幽靈般的質感⋯⋯

是的，攝影對我來說是一種懷舊的藝術——過去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當下已成習慣。也就是說過去已然消失，但透過攝影讓它成為當下的存在。這點一直令我著迷。當你看著某人的照片，會有一種看到幽靈的感覺。那就像有人出現在我們面前，卻是一種缺席的存在，或存在的缺席，這像一種幻想，我很喜歡這種曖昧模糊的感覺。

在展覽中，我們看到你九歲那年拍的人生第一張照片，照片裡你妹妹穿著舞會禮服，令人感觸很深。你當下就知道以後要當攝影師，成為一輩子的職志嗎？

不不，完全不是。那時我只是把它當遊戲，一種神奇的把戲。事實上，我從沒下過這樣的「決定」，從來沒對自己說：「有天我要當攝影師」，那是一點一滴，因緣際會才發生的。我很高興我後來走上這條路，但並非有意識做出的決定，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發生，僅此而已。

我們現在在你工作室，這裡曾見證許多時尚圈重磅人物的身影。可以和我們多聊聊這地方嗎？

有一天，我想把這個工作室變成拍攝主題。事實上，我還出過一本書，書名就叫《工作室》。我希望這些日常工具、這些經常幫助我完成工作的物件可以成為主角，成為我的攝影主題。我想像拍攝一個小女孩、小男孩或一件衣服那樣地去拍攝相機、燈座、背景布或小椅凳。

你對女性非常尊重，經常和同一位對象合作多次。這些女性後來是否成為你的朋友呢？

是的，當我和一位模特兒相處甚歡時，就會形成我所謂的「攝影友誼」，發展出相互信任關係，而我很喜歡不斷和這些人合作，因為工作起來更輕鬆、更深入，一切都很流暢，也讓我更進一步探索影像與攝影關係的更多可能。對我來說，我會首先把模特兒看做一個「人」，他的個性、人格和人性都深深觸動著我。我想找尋他們的神祕感，我想揭開那層面紗，但不是全部，只是掀起一角。

你曾和當代最偉大的設計師合作過，包括那些前衛日本設計師，並成功地以一種歷史性的角度展示他們的作品。和他們合作的感覺如何？

川久保玲把日本與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──在他的作品中，可以同時看到東方與西方影響力的體現。我一直非常敬重他，對他的衣服非常尊重，而他也總是信任我，欣賞我拍攝作品的方式。我和這些時裝設計師們始終維持著美好的關係。對時尚攝影師來說，這樣的關係很重要。我很幸運能和他們近距合作，一起創造出特定的女性形象、特定的氛圍。你能想像嗎？有時在我的工作室，你會看到 Azzedine Alaïa 親自為女孩穿衣，或是看到 John Galliano 親自負責造型。我常說，這就像一位鋼琴師在演奏莫札特的協奏曲，而莫札特本人，就在旁邊幫你翻樂譜。這是不可思議又大好的機會。

你心中的大師又是誰？是誰為你帶來重大影響？

主要是法國攝影師 Nadar。事實上，我會說每位人像攝影師都是我心中的大師。Diane Arbus 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你對當代攝影有什麼法？新生代攝影師是否也對你產生影響？

坦白說，我比較少看當代攝影作品。有些年輕攝影師我覺得很有趣，他們對我產生的影響並不亞於過去的攝影大師。但我不喜歡，甚至很討厭目前存在的大量圖像污染；那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影像，在毫無理由、毫無熱愛、毫無快樂的情況下被拍下來，我覺得實在太過了。

回到你的青春時光，在 Ravenna 成長的經驗是否影響你的作品風格？

我也不確定。我在皇帝的石棺和 Galla Placidia （羅馬皇帝旁狄奧多西的妹妹）馬賽克肖像旁長大，雖然不見得直接影響，但這些都無可避免地構成我的圖像美學和想像力。不管我願不願意，這些條件都不斷在我的作品中出現共鳴和迴響，影響了我的色彩運用與明暗對比。我喜歡講自己小時候踢足球時，在拜占庭式的牆面上畫出球門的故事，這些至今都存在我的潛意識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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