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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與惡》團隊新作！《做工的人》導演鄭芬芬：無論流過多少淚水，只要堅持，終究會被看見
by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-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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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《做工的人》製片林昱伶描述，看似纖細、柔弱的鄭芬芬，實際上擁有像鋼筋水泥般堅強的耐力，熱愛拍戲，遇事打死不退，是典型的摩羯座。
也是這樣的特質，最新作品《做工的人》讓她足足花了2年時間往返工地，長時間做田野調查。而為了貼近工人們的生活，她到新北市重新橋下去吃超大碗排骨湯，也去工人們去的茶室、檳榔攤等地實際走訪。
熱愛拍戲的她，能為戲堅持，卻也因為堅持，在拍完《聽說》之後，在台灣的電視電影圈消失11年之久。當時很多人在問，為什麼《聽說》大賣之後，鄭芬芬不拍片了呢？她到底去了哪裡？
「我創作的劇本預算很高，當時台灣的影視環境無法提供這麼高的預算，」鄭芬芬說。決定到中國尋找更多資金的鄭芬芬，原本以為那是個適合的環境，沒想到，卻是人生低潮的開始。
遠赴中國發展，卻因「堅持」罹患憂鬱症
「我的劇本雖然很受喜愛，但中國電影是商業市場起家，一切先以票房取勝為考量，會要求你用非常好的卡司，」鄭芬芬指出。
《聽說》當時大膽啟用彭于晏、陳意涵、陳妍希等新人，不僅電影成功，也捧紅了這些演員。但當她想在中國也用同樣方式操作時，出資方因商業模式等其他考量，無法選用鄭芬芬覺得合適的演員，反而希望她能以大卡司為主，矛盾因此產生。
「這中間我面臨了很大的痛苦。他們認為適合的演員，我認為不適合；我要用的演員，他們認為不行。」於是計畫就在來來回回的溝通中，持續停擺。與此同時，鄭芬芬手上的幾個劇本陸續與電影公司洽談，後來也因為相同原因無法開拍，只好作罷。
鄭芬芬回憶，剛開始，在中國一切狀況都還好，直至第3年，每天都努力工作的她，為了所有「可能」來演的演員修改劇本，卻無實質作品產出，加上來自親友、電影界人士的關心與批評所造成的心理壓力，她最終崩潰，罹患了憂鬱症。
她描述當時自己的狀態：「一直躲在家裡哭，哭完了會很想自殺。」
而她的合作夥伴，曾任楊德昌、侯孝賢等知名導演製片的陳希聖，清楚記得鄭芬芬當時的低潮。
陳希聖回憶：「當時她看到別的導演一直有東西產出，會自怨自艾地與別人比較。我只能跟她說，不要去跟人家比，妳的堅持註定妳孤獨，面對這樣的孤獨，就要有心理素質來面對，不然會活得很痛苦。」
堅持吧！不管需要多少眼淚，一定會被看見
鄭芬芬想走出來，不再無止盡流淚。「於是我寫劇本，找自己喜歡、受感動的故事，把它寫出來，」 她說。
就這麼一邊哭、一邊寫了5年，因緣際會下，鄭芬芬深受漫畫《快把我哥帶走》中兄妹感情吸引，起了拍攝改編漫畫的念頭。
於是她保留了兄妹的人物設定，設計爆笑對白，在幾乎沒有愛情戲、狗血情節的設計下，將兄妹情誼放大到極致。
「《快把我哥帶走》成本很低，出資方對低成本的電影沒有太大期待，不要求有多大卡司、太多掌控，我才能夠起用一批很有潛力的新人，」她說。
機會終於來了，鄭芬芬緊緊抓住，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。
從凌晨到下午，拍到忘記劇組放飯。有一次，劇組人員悄悄打電話向製片陳希聖求救，要他過來現場看看。陳希聖驚訝的說：「我以為他們已經收工了，她看起來這麼瘦弱，連拍十幾個小時，沒日沒夜沒吃飯。收工那刻，我在旁邊看到她整個人都鬆軟下來。」
拼命，讓這部僅以人民幣3千萬（約台幣1億5千萬）成本的青春喜劇，因故事精緻流暢，演員合適，打敗了吳亦凡、吳孟達等明星出演的同期大片，上映6天就破2億人民幣票房，最終取得超過3.7億人民幣（約台幣18億5千萬）的好成績，成為2018年的票房黑馬。
鄭芬芬終於證明自己，一掃前幾年低潮，也在中國電影圈有了話語權，更有機會拍攝自己想拍的故事。
堅持帶來的低潮，積累成創作能量
成為高票房女導演後，鄭芬芬並沒有鬆懈，「那段低潮影響我現在的工作態度，覺得自己荒廢了一大段時間。現在的我，更不會『放過自己』。也覺得產出好作品的機會愈來愈難得，要把握每次能呈現作品的機會，」鄭芬芬如此說道。
於是，她在看見《做工的人》原著散文時，深受工人們將生活中的悲苦當成喜劇在過的態度所吸引，便開始積極詢問這本書的版權。連續找了好幾個月沒結果，卻沒想到版權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製片人兼好友林昱伶手上。兩人談過後，確認彼此理念相投，決定將改編這本暢銷散文。
從《快把我哥帶走》的成功經驗出發，鄭芬芬留下散文中鐵工兄弟的人物框架，以精實的田調琢磨出扎實的故事，並且用喜劇大膽改編原先悲傷筆調的散文，創造出金鐘影帝李銘順、薛仕凌、游安順飾演的「噗嚨共三人組」。透過「腦洞大開」的發財夢，將工人們的樂天之道凸顯到極致。
擅長用細膩情節堆疊出好作品的她，這次對演員也非常要求。包括要不會講台語的主角李銘順在開拍前勤練台語，連《快把我哥帶走》的製片陳希聖所演的無名配角，她在拍攝時也花了很長時間溝通，只為了拍出最貼近工地的真實樣貌。
這樣的堅持，是林昱伶決定與她合作主因：「這不是個很好處理的題材，但我很放心的交給她。她那10年低潮，我也是知道的，有時候創作能量的累積，就是靠這些低潮。我希望台灣觀眾能因為這部戲，再次記起一位這麼好的導演。」
從11年前的《聽說》到11年後的《做工的人》，鄭芬芬雖然選擇了一條最難走的路，但無論經過多少黑暗、多少自我懷疑，只要持續走下去，堅持終究會被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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