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只是南丁格爾─「她們」在無國界醫生MSF的故事。遭遇空襲仍要出任務、盼為當地婦女開一扇窗。

「……我跟助手醫師像無頭蒼蠅，在一片漆黑中奔跑。四周揚起的灰塵讓我嗆得半死，不斷咳嗽。戴著外科口罩，我嘴裡都是砂礫，我聽到自己急促的呼吸聲。火焰舔著建築物另一端的屋頂，加護病房也在燃燒。空襲？為什麼是醫院？為什麼是我們？另一次震耳欲聾的爆炸使大樓晃動，天花板砸向我們，剩下的燈都熄滅了，我處在完全的黑暗裡，電線把我纏倒在地上，我驚慌尖叫。這是我最後記得的事。」

這是伊凡潔琳庫亞（Dr. Evangeline Cua）醫師的日記。2015年10月3日晚上，她人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茲（Kunduz）的創傷醫院，剛做完第六場手術，地上至少還躺著12個人；這間有92個病床的醫院，是東北部唯一一間治療嚴重外傷的醫療設施，卻無預警成為美軍空襲的目標。病患活活在病床上燒死，醫護人員遭砲彈片砍掉頭顱和肢體，有人在逃離焚燒的大樓時從空中被射擊。

請給我一把手術刀

12歲的時候，這個出生在菲律賓港口城市怡朗（Iloilo）的女孩，讀了非裔醫師 Ben Carson 的自傳，「他排除萬難成為世界頂尖的兒童神經外科醫生，他讓我一窺外科醫師的生活、手術房裡會發生什麼、複雜的手術一旦成功有多喜不自勝，我從那時起就立志要當外科醫師。」

她意志堅定地進了醫學院，「在選專科的時候，教授問我是不是真的想進一般外科，暗示我似乎應該選婦產科比較好。我覺得身為女性，我往往得比其他住院醫師更用功、更勤奮，才能證明我的價值。」她渴望快節奏的工作場域，熱愛手腦並用解決問題，尤其喜歡做手術。

「哪個醫學院學生沒聽說過無國界醫生（Médecins Sans Frontiêres，以下簡稱MSF）？能在這樣的組織工作太夢幻了！」她申請正式成為MSF的一員，當人資專員通知她獲選即將被派往阿富汗，她笑得合不攏嘴，甚至忘了出席醫學院畢業典禮。五年來，她出了11次任務。甚至在經歷昆都茲爆炸案後，二度重返阿富汗進行前線專案服務。

外面打仗，我也在病房裡打仗  

在阿富汗東部的霍斯特婦產科醫院，天色剛亮，一個當地助產士接生後出狀況的病人，臉色蒼白地被送進來。來自台北的王伊蕾醫師，一照超音波診斷她子宮破裂，馬上動手術摘除，「如果沒有MSF這間醫院，病人必死無疑，我聽說她還有七、八個小孩，如果媽媽走了，孩子很可能變成孤兒，甚至被塔利班吸收。」

王伊蕾的媽媽懷她時是高齡產婦，差點要把她放水流，一位婦產科女醫師勸她生下來。長大以後，王伊蕾投桃報李也成為婦產科醫師，「只有這一科能聽到恭喜恭喜。」1999年，MSF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她深受啟發，但直到50歲才鼓起勇氣圓夢，「我已經完成人生前面的 Contract，孩子都大了，現在可以無牽掛地參加任務了。」2018年底她前往阿富汗，2019年二度被派往伊拉克。

「你知道，台大或榮總一個月接生的寶寶，大概1、200個，已經算很多了，霍斯特這裡是一個月2,000個。你在台灣執業一輩子能看到子宮破裂的案例是個位數，我去那邊三個月就看了10個。很多小朋友沒有產檢，出生就先天性異常或嚴重感染，也只能放在小兒科病房等他走掉。」王伊蕾不斷被當地醫療現場的嚴峻，提醒著自己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天職。

除了走出醫療舒適圈，有時也得跳脫框架思考。她在伊拉克服務時，遇到公立醫院罷工，MSF的醫院變成唯一正常運作的設施，但大量病人湧入，幾乎把庫存資源消耗殆盡。「病人來了不能不救啊，我們就發揮創意，用導尿管前端綁住保險套灌水，做成克難版 Bakri Balloon，幫助產後血崩的病人先控制住出血量，搶黃金時間。原本一個 Balloon 要好幾百美金，我們那個只要10美金就搞定了。」

在醫師光環以外

原本從事稽核的鄭巧鈺，2011年申請加入MSF，2014年獲派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，參與為期九個月的愛滋治療計畫，在前線負責財務與人力資源管理。兩年後她獲派南蘇丹，這一間20幾床的小醫院是當地唯一的醫療資源，服務12到13萬人口。「物資大概每兩週會從首都空運過來，有時候遇到雨季，飛機沒辦法降落，我們到後期就吃豆子跟米。這裡的居民就醫真的非常困難，走來我們這裡要12個小時。有時候我們會搭小船，沿著河去附近村落看診。」

2018年，她的第三個任務是前往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，「那裡環境真的非常惡劣，至少有10幾萬人在那個營地，能不能回緬甸都是未知數。其實當地也有一些難民，會協助我們做基本的衛教宣導，對我們幫助非常大。」

MSF的國際救援人員中，其實只有25%是醫師，護理師和其他醫療人員佔26%，另外49%是像鄭巧鈺這樣的非醫療人員，極少獲得光環但卻是維持整個組織運作的超級螺絲釘。「後勤人員要負責車輛管理、儀器維護和設備維修，還有物流跟採購，分成當地和國際，要確保像是藥品或物資能順利被運送跟抵達，甚至好好存放，不能斷貨。還有各種專才的工程師，像建築工程，要負責蓋新診間或診所；水利衛生工程，負責建廁所或設水井，研究如何處理廢水，及供應乾淨的水。」

哪裡有病苦，我們就在

1971年，一群法國醫師及新聞工作者，受到奈及利亞的戰爭、飢荒，以及孟加拉發生的洪水啟迪，成立了「無國界醫生」，是全球第一個獨立的國際人道救援組織，不受種族、宗教、性別或政治因素左右，致力為受到武裝衝突、流行病、傳染病和天災影響，以及被醫療體系排拒在外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。每年在超過70個國家，為1,000 萬民眾提供醫療照護。

從七○年代的黎巴嫩戰爭、八○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、衣索比亞大規模營養治療計畫，到九○年代波斯灣戰爭後庫德人大逃亡、盧安達種族屠殺、車臣戰爭、蘇丹飢荒、科索沃危機，到2000年後的南亞海嘯、海地地震、敘利亞戰爭，甚至面對一波波愛滋病、瘧疾、伊波拉病毒、Covid-19 肺炎等傳染流行病的威脅，MSF幾乎無役不與，哪裡有人遭受病痛苦難，無國界醫生就走到哪裡。

MSF目前在阿姆斯特丹、巴塞隆納、布魯塞爾、日內瓦和巴黎設有行動中心（Operational Center），直接指揮前線專案，負責決定何時、何地、何種援助為必要，以及何時該結束專案。另外於瑞士日內瓦設立無國界醫生（國際）總部，負責協調五個行動中心間的運作。2016 年 4 月，MSF首度於台北設立辦事處，並於去年成立財團法人無國界醫生基金會。

憑什麼聽女人的？

MSF前線救援人員中的女性角色，常常因為派駐地低落的女權而遭受挑戰。Dr. Cua 分享道，「很多國家女性醫師稀少，他們很難將我視作主管或同儕。有時年長的當地外科醫師會挑戰我的醫囑，或故意不徵詢我的意見。他們討厭你指出他們的錯誤，有些男護士也一樣耳朵很硬，還會故意測試你『是不是真懂』。我得直接跟他們講開，你歧視女性是你家的事，但我們必須互相尊重，眼前的病患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王伊蕾也對爭取認同這點很有感，「為什麼MSF計畫在全球各地能夠持續運作，其實最主要是訓練當地的員工負責大部分的醫療業務。我們去當地是擔任類似導師的角色，不只是行醫，也要協助培力。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在短期內取得當地醫療人員的敬重跟信任，才能領導你的團隊。不然你一個國外來的女人，憑什麼要聽你的？」

無獨有偶，許多女性物流人員或工程師，也經常會在男性為主的工作場域中，被質疑工作能力。「已經2020了，但還是有很多人對女性抱有刻板印象，認為女人太脆弱或太情緒化，無法做出理智的決定，所以不能承擔重任或位居高職。」Dr. Cua 直陳其中的無奈。

想為「她」開一扇窗

每每在執行前線任務的時候，同樣身為女性的MSF醫師或工作人員，都對當地婦女面臨的社會壓力感到不平。「我記得有一個12歲的女孩因為無法懷孕來做檢查，她怕丈夫會遺棄她再娶。天啊，我12歲的時候只知道讀書考試而已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。」Dr. Cua 傷感地說。

做為與女人生命歷程緊密相關的婦產科醫師，王伊蕾說得更直白，「這種國家不會生的女人，其實就是死了。很多少女14、15歲月經一來，就嫁出去了，身體都還不成熟就不斷懷孕，他們也沒避孕，從10幾歲一直生到40幾歲停經，常常聽到什麼生懷了20次，你說這樣子宮收縮怎麼會好，怎麼可能不血崩？」

「不斷的生產，戰亂中缺乏營養等不良的影響，拖垮了這些女性的身心。所以我們提供了能讓她們安心生產的地方，產後也會幫她們裝避孕器，甚至醫院也成為她們躲避家庭暴力的庇護所，至少可以躲起來喘一口氣，修復自己。我們做的這些事情，不敢講能完全解決當地女性的生存困境，但至少能提供她們不同的選擇，這也是MSF在當地存在的一個價值。」

成為一個完整的人

不同身分背景的女性，懷抱著各自的專業和一顆熱愛生命的心，加入像MSF這樣的組織，在行動與發聲之間，治療與見證之間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並改變世界另一端許多女性的生命。

女性面臨不同處境下的柔軟與韌性，以及與生俱來的同理心，是在異地進行任務時最大的優勢。目前身為資深人資專員的鄭巧鈺認為，「我在MSF體會到的是，彈性一定要非常大，要盡量維持一個開放的心，多去聆聽跟接受不同的想法跟意見，而不是急著把自己的想法推出去。」

儘管女性身分有時在父權主義盛行的前線會成為劣勢，但這也讓 Dr. Cua 更確信行動才能創造改變，「MSF教會我敢言不諱，以往我是個怯懦的外科醫師，除非有人跟我說話我才會發表意見。但在世界各地和不同背景與價值觀的夥伴共事，教會我必須要說出自己的看法，要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。MSF也讓我再度擁抱此生行醫的初衷：盡可能為人服務，不要求任何回報。同時也提醒了我有多麼幸運，已經擁有了我需要的一切，朋友，家人，有衣服穿，有東西吃，還有地方遮風避雨。」

王伊蕾念念不忘一顆牛奶糖的滋味。「媽媽難產，你幫助他們母子均安之後，她從口袋掏出一顆壓得扁扁的、因為體溫有一點融掉的糖，跟我講的話我也聽不懂，就放你手裡要你吃，你就吃給她看，她就好開心。不得不說，台灣的醫療環境磨蝕掉很多醫師的理念，但MSF讓我找回堅定助人的信心，病人的回饋就是我最大的快樂。」

台灣無國界醫生基金會新上任的執行長，是來自法國的鄔荻芳 Ludivine Houdet。她說自己11歲想當修女，13歲想當戰地記者，後來想當外交官。歷經「無國界記者」等國際NGO組織的歷練之後，她加入了MSF，自2011年起便派駐南非，在當地推動過許多成功的募款活動。

她和我們分享，在南非原住民語裡有一個詞彙叫做 Ubuntu，如果你是一個有Ubuntu 的人，意味著你願意幫助他人、利益社會。哪怕是隨手幫助一個陌生人，或是願意發起複雜的行動串連。「有 Ubuntu 的人，才是一個『完整的人』。」Ludivine 說，「你與他人的連結和關係，定義了你身而為人的意義。」這些女性，為什麼自願前往充滿危險未知的遠方？在她們身上，我們看見了更多「南丁格爾」之外的想像。